清淡之怡

记得大一暑假去同学家玩，聊到半夜仍不肯去睡觉，于是她打开DVD机，放了一部电影给我看。电影的名字叫做《碧波女贼》（《Bandits》）。她说这是一部女性主义题材的电影。

我浑浑噩噩地看完，跟着一起笑了哭了怒了振奋了绝望了，印象颇为深刻，时至今日仍能回味起细节来。但事实上我当时只有模糊的感觉，却并不明白女性主义到底是什么，当然更不明白女性主义电影又是怎么一回事，想要明白这电影是如何表现女性主义的，就更不可能了。

现在回首一下这部电影，发现已经能够体会当中的些许滋味了，现在就来分析、阐述、总结一下。

《碧波女贼》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四个女囚身上。

 女囚艾玛原本是一个爵士乐队的成员，因为被丈夫殴打奋起反抗，误杀丈夫入狱，但证据不足，上诉的申请也被驳回了。狱中原来有个摇滚乐队，领导者是吉他手兼主唱露娜。键盘手玛丽娅是个厌世的女人。另一个吉他手安琪儿是个乐天而又喜欢享受的女骗子。他们正为找不到鼓手而犯愁。艾玛和露娜都是个性强硬的女子，对音乐也都有各自的兴趣，她们都希望争得乐队的主导权。
      很快，警察局将要有一个颁奖大会，要这支监狱女犯摇滚乐队前去助兴。不料，在押送她们前往现场的途中，警车上的男警却对她们百般侮辱，露娜在下车的时候狠狠地教训了他，艾玛趁机怂恿乐队集体越狱。 
       逃走的四个女人开始有点不知所措。艾玛提议逃出境外，但很快她们得知要每人一万马克的费用。她们又抢了一辆车，顺手还救了几只就要被杀的小狗。她们在电视上看越狱消息，警察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居然没有散播她们越狱的消息，于是她们愤愤不平之余，干脆打电话给电视台，拍了她们的一个现场演出“专辑”，让忙着追捕她们的警长大为恼火。
       为了出逃，四个人去找安琪儿以前埋在树林里的10万马克，没有找到，却听到了她们的歌曲正在电台热播。于是她们赶去找唱片商，以5万马克的代价“卖”掉了自己的歌曲。

 逃亡路上的酒吧里，安琪儿按捺不住去勾引男人，玛丽娅弹起了钢琴，四个人竟然在酒吧里开了一回演唱会。正在热火朝天大受欢迎之际，警察闻讯赶到，她们从台下众多“申请”作人质的男人中拉了一个，逃出了酒吧。
       旅店里，她们调戏了这个作为人质的美国帅哥韦斯特，然后留给安琪儿“享用”。露娜心情并不舒畅，酒醉之余和艾玛争执起来，交流以后两人开始相互了解、尊重，艾玛也告诉露娜自己的冤情，露娜答应跟她一起走。
      路上，她们遇到了堵车，谁知很多人认出了她们，大桥上掀起了一阵歌舞狂潮，连“人质”韦斯特都被到处索要签名。街头竖起了她们的大幅广告，她们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但这对她们是福是祸，不得而知。
      警长曾经发誓在一包烟吸完之前抓住她们，但如今一包烟的时间早已过去，这四个人仍然踪影皆无、神出鬼没，还被她们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十分愤恨。安琪儿外出买东西，警长趁机要挟她出卖她们，安琪儿回到停留地，发现韦斯特和露娜发生了关系，第二天她们赶走了韦斯特。离开船只剩5小时了，一直厌世的玛丽娅自杀了，而她们却发现已经被警方围困在大桥中央。露娜和安琪儿跳水逃生，艾玛却因为捡起女儿的照片没来得及跳下而再次被捕。露娜和安琪儿抓住了男女警长，救出了艾玛，三人结伴逃走。很长时间之后，到处还在流传着她们的传说。 
      几年后，这个城市又在传说“强盗”（BANDITS）乐队准备现场演出的消息，几乎所有人都为这个传奇的乐队而兴奋，只除了失败的警长。在港口的一栋楼房上面，三个女人再次出现，她们以动人的音乐答谢她们热烈的支持者。警长带着警察来了，三个女人跳下楼房，跳入她们热情的歌迷之中。她们跑到船边，却没有上船，而是突然回身，诱使追上来的警察开枪。最后，她们自己选择了自己的死亡，死亡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首先，四位主人公的身份就已经高举了女性主义的大旗，表现出了这部影片的不同凡响。她们是囚犯，女性囚犯。在各种各样的电影评选中，《肖申克的救赎》是一部出现频率极高的影片，这部被冠上“励志佳作”之名的经典电影甚至还连带引起了人们对监狱片的关注。一群游离于体制外、乃至公然与体制为敌的人被强制接受国家机器的改造，几乎每个人都带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他们的聚合使监狱成了一个极具戏剧化的地方。而监狱本身与世隔绝的神秘性又使普通人对它充满了偷窥的欲望。难怪乎那方高墙内的土地颇得导演的青睐，频频有话题之作涌现。然而，在这个已经颇有势力的片种中，却少有关注女囚犯这一群落的影片。女性囚犯，她们是被忽视的一群人，女子监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或许“犯罪”就是“力量”极端化“暴力”的代名词。所以它本该属于男性。在大众意识里，女性应该是一个被欣赏者，女性就该本分、柔弱，就算命运再不济，也只能悲苦，但决不可能因为悲苦而邪恶，因为悲苦而犯错，女性的生活应该平和，或许可以波澜起伏，但决不该惊心动魄。当然，我并不是说女性应该犯罪、好象犯罪是件好事似的，我只是想说，女性也有可能犯罪，也有可能犯错，作为这个社会上与男性平等的角色，女性并不是附属，并不只是被欣赏的对象，在主宰命运的时候，自然地，女性也有可能犯错，有力量犯错，也会有不被欣赏的一面。所以，女囚不该承受异样诧异的眼光，女囚的生活不该被忽略。所以，主人公是四个女囚，四个个性激烈、追求自由的女囚，已然挑战了男性力量的世界。更关键的是，这四个犯了罪的女人，这四个完全颠覆惯有女性形象的女人，甚至在影片中得到的不是唾弃，却是赞美，就更加是对男权世界的讽刺。女导演尝试着借助这一特殊的文本向男性的话语中心地位挑战，打破女性“被看”的客体的形象，争夺了话语权力。

影片的基调也充分凸显了女性主义。作为男性的代表，警察，本来是正义的代表，却一路被这四个女囚耍弄，警察一直捉不到她们，失了诺言失了面子，而她们却用她们自己的音乐甚至还赢得了广大的歌迷，赢得了欢迎和赞颂，最后她们虽然死在了警察的枪口下，但是这死亡却也是她们自己选择的，什么时候死去、在哪死去、怎么死去，全是她们自己选择、设计的，她们最后的命运最终是由她们自己决定了，而并非由男性摆布、控制、影响。她们不仅不是男人的附属，反而，男人甚至成了她们的附属。

情节里也尽显女性主义。女性不再是男人的附属，不再是仅被男人欣赏的对象。除了男性警察处在了下风、附属的处境之外，她们激烈、强硬的个性，也颠覆了传统女性的形象，颠覆了在男权世界里女性的惯有形象：她们并不温柔，并不安静，并不贤惠，也并不对男人言听计从。她们或反抗男性、甚至把欺压她们的男性致死，或厌恶男权的世界、以男性为中心的世事，或干脆以骗取男性钱财为生计为乐趣。在身负冤情却伸冤无望的情况下，她们决定不再寄希望于负责再次审查、拥有判决权利的男性能给予她们公平，而是选择自我救赎，选择了用越狱来重获自由的方式。在受侮辱的时候，她们也有能力教训侮辱她们的男性。在逃亡的路上，甚至有很多男性争相作她们的人质，甚至为之自豪——人质，多么被动、附属的角色！此时此刻却由男性来扮演！在发现背叛的时刻，为了一个男人，通常女性之间会相互怨恨，互相诋毁，大打出手，甚至互相残杀；而男人在这种时刻却可以互碰酒杯地高呼：“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为了一个婊子不值得毁掉兄弟情谊！”。但在这部片子里，这两个和同一个男人发生了关系的女人却没有因为所谓的背叛而把彼此之间的友谊转化为仇恨，反而是把这个男人，这个她们友谊的破坏者，从她们的世界里赶走了，继续着她们的友谊。

再次，“强盗”乐队也表现了对男权世界的突破。从来摇滚都只属于男人。这种愤怒、这种激烈的发泄方式不属于女人。热爱摇滚、参与摇滚的女性都被看作是异类。虽然也有不少男性欢迎女性加入到摇滚行列里来，但这不过是一种他们需要的所谓的“性别平衡”，女人的参与不过是审美疲劳的调剂，决不可能成为主流、成为强势。但这部电影里，四位主人公试图利用摇滚乐进行突围，寻求命运的改变。只有在音乐中，她们才能最大限度的展现出女性的力量，这股巨大的力量平时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排斥，而通过摇滚乐得以宣泄，甚至可以说是爆发。并且，她们的乐队还受到了如此热烈的欢迎，如此热情疯狂的追捧，这也可以看作是对男性主义的调侃。她们以这种方式颠覆了传统的女性形象，不再做“沉默的羔羊”，向男权发出了挑战和背叛。

同时，在另一方面，虽然整部片子处处洋溢着女性主义胜利的情怀，使我看时大呼过瘾，但细细琢磨过后，发现其实在深层含义中它也极富关于女性主义的悲剧色彩。

就好象一篇立方体的影评中写的：“虽然女性主义的旗帜是飘扬起来了，但它更多地是让我们再次认识到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所被赋予的浓重的负性意识和他者化，以及追求自我解放的艰巨。《碧波女贼》，是一次失败的越狱，一次逃脱中的陷落。”

“对于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她们所受到的是双重的囚禁。一方面是来源于国家机器和政治法律制度，她们作为偏离了正常轨道的人必须重新接受体制的内化，从边缘走向中心，回归主流社会，哪怕是以对人权毫不留情的剥夺为代价，因为她们是体制的“叛臣逆女”，妄图超越体制的权力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女性的身份又注定了她们还得忍受男权的压制，无法摆脱来自四面八方的猥亵目光乃至性别歧视和压迫。这样两重压力互相纠缠，构成了对她们的层层包围。而究其根本，仍然是由父系社会中男权的主体性所决定的。国家机器是菲勒斯文明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女子监狱成了“厌女症”被发挥到极致的所在，在这里，“厌女”乃名正言顺。在影片的前二十分钟里，色调青冷，甚至连阳光也如冰般，在这一片肃杀中，有的只是一个个性别色彩模糊的躯体。虽然女囚们组织乐队被允许，可以“充分发挥她们的才华”，但这只是在男性所能忍受的范围内，绝对不能威胁到他们的势力。而男性的价值观和视点已深入人心，不少女性自身也理所当然的接受了作为押当的肋骨的命运，甚至充当了扼杀女性意识的刽子手。这恐怕才是最大的悲哀。内务部长这一角色设置得相当有意义，导演似乎借此表达了对以提倡政治权力平等为主的早期女权运动的一种讽刺：强调男女平等和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是否真正改变了目前的社会现实？女性身份只是成为某些人进官升阶的工具，成为政治斗争的一面招牌和幌子，而这些被男权意识深入骨髓地侵蚀的女政客，又利用以此获得的权力来加重了性别悲剧，成为了父系秩序的一部分。这就构成了一种双重的不幸。关键在于本质的观念没有改变，整个社会的话语主体没有改变。男权主体通过女帮手召唤女囚们为他们演出，于是女囚们抒发个人经验的音乐再度面临着被菲勒斯中心制度吞没的危险，她们又将成为“被看”的对象，成为一出“奇观”，被异化为男权文化内的人工包装制品，而这一过程是由男人和女人的手共同完成的，导演藉此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标准的父权社会图象。”

是的，虽然这四个女人最后自己选择了死亡，虽然她们如此轰轰烈烈地选择了死亡，但结局仍是残酷的。在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中，她们的死亡还是表达了她们的失败。女导演不得不承认这四个人最终仍然无法与整个父权体制抗衡，虽然她们曾赢得欢迎、曾甩掉警察并且最后自己选择了死亡，但她们的力量还是太微弱，并不足以从根本上颠覆制度。